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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聯大的《九零后》老了他們眼裡依然有光

发布日期:2021-11-09 20:0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他們是兩院院士、諾貝爾獎獲得者、“兩彈一星”功勛……但在《九零后》中,他們仿佛還是曾經的那個少年。

  這是一部“演員”平均年齡96歲的電影,由西南聯大學子聯袂“出演”。電影上映前,他們中有3位離開人世,在片中留下了人生最后的影像﹔電影上映后,“演員”之一的許淵沖於今年6月17日去世,享年100歲。

  他們是兩院院士、諾貝爾獎獲得者、“兩彈一星”功勛……但在《九零后》中,他們仿佛還是曾經的那個少年。面對鏡頭,他們都肌肉記憶般地背出了自己在西南聯大的學號,這大概就是“刻骨銘心”。

  《九零后》導演徐蓓介紹,這部電影醞釀於5集紀錄片《西南聯大》。在這部豆瓣評分9.4的紀錄片中,“90后”校友們首次集體亮相,“很多觀眾說,5集篇幅太短,沒有看夠,也希望能看到對西南聯大更全面的介紹”。

  《九零后》由此萌芽,“他們需要、值得這樣一個儀式感:在影院裡,關上燈,靜靜地,不發彈幕,看他們的故事”。

  電影拍攝時(2019年),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吳大昌101歲,他是“湘黔滇步行團”僅存的幾位健在者之一。當時大學南遷,先到長沙,再遷昆明,女生和體弱的男生走水路,其余男生走陸路,美其名曰“步行團”,提出口號“搬家也成為教育”,全程歷時68天,行程近3500裡。

  語言學家趙元任為此填了一首歌詞《迢迢長路去聯合大學》,歌中唱道,“迢迢長路去聯合大學,去我所知最好的大學”……

  從1937年8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開始,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停止辦學,西南聯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11個月。在全國抗戰中,這是聯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學。馮友蘭曾為西南聯大寫“勉詞”,“同學們,莫忘記失掉的家鄉,莫辜負偉大的時代,莫耽誤寶貴的辰光”。

  西南聯大先后培養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、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、8位“兩彈一星”功勛、172位兩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師……而在今天的雲南師范大學,立著一塊紀念碑,上面刻著834個學生的名字,是當時投筆從戎的西南聯大學生。

  “一個學校,一群校友,一個學生,形象都是豐富的、立體的。大師有剛毅艱卓、刻苦勤奮的一面,也會有自己的個性,生而為人,概莫能外。”徐蓓說。西南聯大的誕生是因為國難,但在敵機出沒的晦暗天空下,迷人的青春依然無處不在。

  楊苡坐了4天火車——還是沒有座位的行李車,才終於抵達昆明,但一點兒也沒覺得苦,因為那是“走向自由”。好幾個學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學生宿舍的臭虫,一開始咬得人睡不著覺,但最終雙方達成“和平共處”,它咬它的,我睡我的。楊振寧說許淵沖“盡找女同學了,所以功課就不突出了”﹔楊苡在詩社第一次見到趙瑞蕻,他遲到了,不住地說“sorry,sorry”……

  最初,徐蓓想把《西南聯大》中出現的人物,以電影的方式全部重拍一遍,可是挨個去聯系的時候,他們中已經有三位離開人世,而其中大部分也住進了醫院,再也沒能在鏡頭前再次講述那段經歷。

  2019年,徐蓓把《西南聯大》的一套光碟寄給了羅振詵的兒子,請代為轉交老先生。有一天,徐蓓接到微信,是羅振詵的兒子,他說父親已經住院了很長時間,不省人事。他把光碟放到父親的枕邊后,第二天,老人安然離世。

  到美國採訪巫寧坤,約定的時間是上午10點,然而巫先生看錯時間,凌晨兩點就起來了。他穿著一件鮮艷的黃色襯衣,因為這是一個關於母校西南聯大的採訪。巫寧坤的夫人告訴徐蓓,那段時間他經常說夢話,在夢裡大喊“大西門外”——這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所在地。

  徐蓓採訪劉緣子時,看到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絲綢襯衣,“我覺得一定是見最重要的客人時才會那樣穿”。採訪開始前,劉緣子示意女兒遞上了一支口紅,認真抹完后,才開始說話。

  到南京採訪楊苡,徐蓓記得,那天降溫,中午也冷。楊苡原本盤著腿在床上休息,但她堅持端端正正地坐到椅子上,再開始拍攝。“她在聽一個綠色的播放器,我好奇地問她在聽什麼。100歲的她調皮地笑了一下,說,‘這是我的小快樂’,就把耳機放到我的耳朵裡。”聽到音樂的那一刻,徐蓓被擊中了,這首歌成了《九零后》英文名的由來——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。

  在楊苡不大的房間裡,攝制組勉強鋪了兩節軌道,最后的鏡頭從她身上慢慢拉開。“楊先生是一個很有新女性風採的女性,在拍攝中一直沒有流淚。但拍完之后,我想擁抱老人,發現她的眼裡有淚。她在我耳邊說:just for you。她為的是西南聯大。”徐蓓說。

  《九零后》中出現了三次《吊古戰場文》,畫外音念道,“浩浩乎,平沙無垠,夐不見人”。當鄧稼先和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求學時,他們吟誦這篇文章,是年輕人的指點江山、激揚文字﹔當日軍侵華的硝煙蔓延到昆明,這是民生涂炭、國將不國的寫照﹔而到電影接近尾聲,中國的“兩彈一星”發射成功,此文再次回響,青年不負家國。

  “雖然我們不是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,現在我們的祖國富足、強大,但是我們有自己的青春,青春的熱血、迷茫、狂狷,每個人都有。前輩們的堅韌、達觀,對人的彬彬有禮、對世界的善意、骨子裡的教養……難道不是今天的我們更應該學習的嗎?拋開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背景,所有的一切在當下仍顯得非常重要。”徐蓓說。

  “民主”與“科學”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青年信奉的真理,也是西南聯大的學風。這樣的集體品格讓我們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:我們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?如何提高自己生命的志趣?當我們進入耄耋之年,我們的眼裡是否仍然有光?

  《九零后》在昆明做一場點映時,觀眾中有一個女孩,她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就“認識”楊振寧了。因為她問媽媽,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,媽媽說是楊振寧,於是她就買了一本《楊振寧傳》讓媽媽講。這時,旁邊一個小學生接過了小女孩的話,說,“我們要向楊振寧學習,而且要超過他們”。

  鄧稼先贊賞一個人,喜歡用一個形容詞“pure”(純粹)。有人問鄧稼先,為什麼研制“兩彈”,美國用了六七年,中國隻用了兩年?鄧稼先頑皮地一笑。這是記錄在西南聯大校友的回憶文章《絕徼移栽楨干質——憶在西南聯大時的鄧稼先》中的一個小細節,徐蓓把它放到了電影結尾。

  “頑皮地一笑,和pure這個詞一樣,我認為不只是對鄧稼先的描寫,這種描寫也適合西南聯大的校友群像。”徐蓓說,“在某種意義上,正是因為他們終其一生守住了心中的pure,才會有如此的成就,和寧靜平和、目光清澈的老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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